刑事法律援助能力建设培训研讨会精要

时间:2014-04-10  来源:致诚公益

2014年3月28日(周五),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援助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援中心”)在致诚公益楼二楼大会议室举办为期一天的“刑事法律援助能力建设培训研讨会”,来自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副院长,博导、教授顾永忠教授、丰台区检察院公诉一处检察官、丰台区法院刑一庭法官、丰台区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以及全国各地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近50人参与了研讨会。

本次刑事法律援助培训研讨活动参与人员汇集专家学者、检察官、法官、律师等理论和实务不同领域,大家从不同角度对当前刑事法律援助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了交流研讨;深入探讨了民间刑事法律援助专门机构的发展模式在司法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顾永忠教授对刑事辩护和法律援助制度的系统梳理;佟丽华主任对刑事法律援助在促进刑事司法正义和塑造法律共同体中的重要作用的深刻解读,这些都是本次培训会的亮点。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援中心将本次会议研究讨论的内容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和梳理,以飨广大读者,各位读者对刑事法律援助有自己的看法与观点,欢迎与我们交流与探讨。

一、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刑事法律援助与刑事辩护的发展与挑战

上午会议由顾永忠教授做关于《新刑事诉法背景下刑事法律援助与刑事辩护发展与挑战》主题讲座。顾永忠教授提纲挈领的介绍了新刑事诉讼法下刑事法律援助的四项发展和四个挑战:

第一,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扩大了,新刑事诉讼法第34条,将未成年人、盲聋哑人和可能判处死刑的人必须有法律援助三类人增加了,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和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五类人。

第二、新刑诉法的时间提前了,过去法律援助都是到法院开始,现在从侦查阶段开始,包括审查起诉、审判,三个诉讼阶段都有法律援助律师的参与。

第三、法律援助提供方式发生了变化,1996年刑诉法规定,法律援助由法官来安排,新刑诉法规定公安、检察、法院遇到法定需要援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从国家基本法层面确立了法律援助机构的法律地位。

第四、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依申请获得法律援助审查制度的建立。虽然不符合法定法律援助的五类人,然而没有资金、没有能力聘请律师,可以向当地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法律援助机构就要审查,对符合当地提供法律援助条件标准的,就应当给他指派律师。

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刑事法律援助有了新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具体表现在:

第一,对法律援助业务,特别是刑事法律援助业务和工作量大大提高了。从三类人扩大到五类人,还有依照申请获得法律援助的规定,那么将来法律援助的案件和业务会大大的增加;第二,需要更多的法律援助律师,法律援助案件的增加,势必带来案多人少的局面,给中国从事法律援助的律师带去很大的挑战;第三,法律援助案件经费提出更高要求;第四,案件量多了,如何保证案件的质量也提出了挑战。

讲座中顾永忠教授还额外对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刑事辩护的发展做了很系统的讲解和介绍,其中包括了辩护人责任重新定位、突出强调了程序辩护、律师会见权、律师调查取证等十六项的新发展;但是也给律师调查取证如何落实和实施、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如何落实?如果证人出庭,律师是否真的能够控制和掌握都提出新的挑战

二、民间法律援助机构的实践和探索

下午会议由姚艳姣律师对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援助研究中心向与会法官、律师做了专题介绍,介绍了中心主要开展的工作,重点介绍了法援中心的工作的几个视角:第一,要扩大刑事法律援助范围,应当为经济困难的贫困人群提供刑事法律援助。目前在中国的法律援助实践来看,这个是不得不面对和突破的关键点。第二,提高刑事法律援助的质量,需要培养更多的专职、专业刑事法律援助的律师。第三,关注犯罪原因,重视做社会调查的工作。第四,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关注矛盾化解,积极促成刑事和解。第五,开展实证研究,进行立法倡导,推动刑事司法改革和社会发展。结合中心的发展现状,和全国各地的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一起探讨民间法律援助机构如何发展,民间法律援助机构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如何做好刑事法律援助做了进一步的探讨

三、自由交流探讨

(一)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对落实新刑诉法与刑事法援中心合作建立的“不起诉听证制度”向与会专家,律师做了报告。不起诉听证制度”即在刑事案件审查起诉阶段,案件审判检察官就案件提出起诉、不起诉和处理的意见后,检委会做出不起诉或者起诉决定之前,对符合一定条件的案件,以会议的形式,通过质询、辩论、评议的方式,听取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人及社会各界代表、专家就案件事实、证据、法律使用等各方面的意见,进而对事实、证据做出科学地判断,准确、公正地处理案件,这种新的模式,引起与会学者、律师新的思索,与会人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探索。

(二)新刑诉法扩大的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以及提供法律援助的阶段提前到侦查阶段,按照理论上而言,案件数量应当成倍增长,然而据了解新刑诉法实施一年以来刑事法律援助的案件并没有出现成倍增长的状况,这是为何?

顾永忠教授:第一,法定法律援助案件的类型其实没增加多少,因为判处无期徒刑案件和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案件实际上是屈指可数的,判处无期徒刑的人会有一些,但总体上占中国刑事案件的量还不足以成倍。

第二,立法上还有一些问题,在实施当中比较难判断,比如说在侦查阶段怎么去判断可能被判处无期、死刑?故意杀人案件这比较好判断,但有的案件在侦查阶段是很难判断的;盲聋哑人、未成年人的案件也相对好判断,他的缺陷本身就在身上带着;限制行为能力人可能需要一个了解过程才能判断。

第三,对于刑事法律援助,现在社会知悉程度很低,当事人并不太清楚如果你没有律师,可以去申请得到法律援助。

第四,法律援助机构也面临的困难也比较大。

(三)推动刑事法律援助研究和实践的期望和意义。

佟丽华:第一,无论是公检法哪家,现在刑事法律援助目的就是保护人权,保护无罪的人不受到错误的追究,保证该轻判的不重判。无论是我们去年和丰台法院做的调研,还是我们对各地工作站办理的刑事法律案件做的数据统计,都能看到一个特别明显的特点,很多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尤其是那些经济贫困的,接受的教育背景比较差的,他们确实对什么是诉讼权利、什么叫回避、什么是法律援助都不明白,这是一个现实,这些人很难为自己进行有效的辩护。从这个角度来说,有专业的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对他们来说显然是有很重要的,这是从维护他们权利的角度考虑。

   另外从最功利的角度来说,如果办一个错案,检察官有责任,法官也有责任。办一个冤假错案,当事人的权利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法官有面临着很严重的后果,现在国家就错案追究的问题越来越严。鼓励律师把不同的辩护意见充分表达出来,有助于检察机关和法官做出科学的判断。不要抗拒法律援助律师做无罪的辩护,律师真正觉得这个案子可能有错的时候,高明的检察官和法官,会鼓励律师把话说透,无罪辩护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在哪儿?保障律师有充分的辩护权利,能够避免法官办冤假错案,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检察官、法官的保护。所以我说刑事法律援助不仅能够有效地保护当事人的权益,也能够帮助检察官和法官,对案件做出科学地判断,预防、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所以说它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二,在刑事法律援助领域,最有助于探索刑事诉讼法的落实,最有助于探索建立良性的法律共同体。还是这句话,法律援助律师和检察官、法官之间,目标都只有一个,那就是司法正义,因为法律援助律师没有利益上的驱动,所以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如果大家的目标都一致,这个事就好办了,我们都没有个人利益。所以我认为从法律援助领域,有助于探索良性的法律共同体。这个问题事实上现在中央越来越重视,包括我参加了两次最高法院的会,领导们都在说这个事。那么怎么探索?现在律师和检察官、法官之间的关系受到社会广泛的关注,也有不同的声音,但是我觉得在法律援助领域是比较好的,大家以后接触多了就会发现,比如说在很多国家,法律援助的律师是直接面对法院的,不像我们还有一个行政管理部门管着。所以我认为从探索良性法律共同体的角度而言,从推进刑事法律司法正义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刑事法律援助领域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第三,法律援助的专业化问题。大家都在关注法律援助的质量,我在很多会上讲,我说法律援助的质量是法律援助发展的生命线,如果没有质量,时间长了都是走过场,老百姓不认可,党和政府也不认可,党和政府说虽然钱不多,但是毕竟花钱了,为什么要走过场?所以我说提高法律援助质量,是未来中国法律援助发展非常重要的工作,但是怎么来提高法律援助质量?我认为职业化能够实现专业化,专业化能够保证职业化,所以说能够更好地培养一批专业化的法律援助律师,显然是不遗余力的。美国一个公设辩护人,主要办理刑事法律案件,我们现在有的地方,政府的法律援助中心也有很多律师,他们也办理很多案件,有的在刑事方面有专门的刑事诉讼。但是将来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从民间法律援助的角度来说,还是希望能有更多地专业化法律援助律师出现。

   尤其中国初期专业化的法律援助律师,同时还扮演着另外一种角色,专业化的法律援助律师,他还扮演专家和立法推动者的角色。大家知道我们在儿童领域、在农民工我们可能做的时间更长,在这两个领域很多法律政策的改革我们都深度参与。正是由于有我们这些很活跃的律师的参与,我们推动了某些改革。刑事法律援助领域,我们都知道刑事法律援助的发展还有很多问题,在这样一个初期,我们在刑事法律援助中如果能成长出一批在社会上有知名度、你首先有人听的律师,这些律师为推动刑事法律援助的发展,将发挥重要的多少。哪个领域都需要倡导者,不仅仅只是办理案件,还要推动改革。目前在儿童保护的法律政策改革方面,我们的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很多重要的立法政策我们都有深度地参与。如果在刑事法律援助领域,也能成长出这样一批律师,他就能为推进这方面的发展、改革出力。也就是无论政府的还是民间的,我们希望出现专业化,专业化能保障当事人的权益,能提高法律援助的质量。同时,专业化还可以成长出一些专家性的、在社会上有公信力的刑事法律援助律师,这是一个目标。

   第四,无论司法机关也好,还是政府也好、政府的法律援助管理部门也好,都要意识到社会在变化,国家在改革。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要下发一个关于借助社会第三方力量,来参与矛盾化解的意见,这个意见稿已经征求了意见,相关的会议我也都参与了。第三方可能主要是律师,政府管理部门也要意识到社会在变化,国家已经说得很明确了,政府要往小做、社会要往大发展,新的一届中央领导在发展社会组织方面有明确的表示,李克强说的很清楚,该政府做的政府做、该市场做的市场做、该社会做的社会做。去年10月份,国务院专门出台了关于政府购买社会力量服务的意见。从去年开始,民政部和督监办、财政税务部门一直在研究,希望下发一个关于加快现在社会组织发展的文件,大家说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意见,这个意见的前期工作已经完成了。

   这次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当中,专门有一个激发社会组织的权利,社会组织要发挥作用。所以说将来你们依托律师事务所,可以再单独到民政部门注册一个社会组织,当然法律类的还得经过司法局同意。基金会、法律援助中心都支持,愿意把你们做大、做强,那司法局就顺理成章了。

   所以说现在社会都在变化,那么在刑事法律援助领域,会不会出现一些非常有特点的刑事法律援助的社会组织,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给你提供资金的支持,让你做大、做强。昨天在这里开会,民政部来了30位同志,各个司局的都有。发言的时候,管老年人事务的跟我说,你们将来能不能再开一个老年人法律援助。管残疾人的说你们将来能不能开一个残疾人法律援助。后来我总结的时候说,欢迎各位回去之后把今天的活动写了报告,报给部领导,向部领导呼吁一下,加大对致诚支持的力度,你们加大对致诚的支持力度,我可以考虑开残疾人和老年人的法律援助项目。我想说的是社会需求是巨大的,改革的空间也是巨大的,政府背后也有资金,现在就是怎么把它做成、谁能率先把它做成看得见的项目,所以希望在这样一个改革的背景下,各个地方能有些好的做法、想法。还是有很多人原以为改革做一点事的,我们跟丰台法院之间的合作,实际上很多法官都是非常负责的,想把这个案子办细,想听到不同的意见。跟丰台检察院之间的合作,我们的几位检察官今天一天在这儿,从他们的态度能看得很清楚,实际上他们一直在琢磨这些事。包括下一步我们和丰台检察院会探索,在不同领域进行听证的制度。

  简单地来说,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我们要看到这种变革。我们会看到很多不如意的地方、很多不利的因素,但是还有很多有利的因素你没有发现和挖掘。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我们要敢于探索一些新的做法

   第五,最后从形势法律援助的角度来说,也要注意助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致诚这么多年一直坚持一个原则,不能私下跟当事人收费。还有,我们要做到取证的规范。我们出现过这种情况,假如说有的律师为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几十万、上万弄了一个假证,他还有利益驱动,但是法律援助没有利益,利益只是社会公益。但是有的律师太负责任了,也想在证据上做点手脚,我认为这就过了,法律援助律师首先要行的端,坐得正,包括你取证、包括和当事人问话,你别在取证的问题上敷衍一些问题。但是你负责任也不能太过。法律援助律师也有自己的职业道德和办案方面的要求,这方面我想凡是做想刑事法律援助的,都要注意这一点。将来大家要共同努力,把刑事法律援助打成一个品牌,这个工作就好做了,就怕在发展的初期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结合《刑事诉讼法》、结合我们今天提出的相关问题和讨论,想一想你那块还可能做什么改革。我跟丰台检察院在不起诉方面已经在探索,我们将来也可以探索其他方面的听证。听证其实就是加了一个程序,听起来更复杂了,但是也更科学了,从《刑事诉讼法》的角度来说,还有很多可以去讨论的做法,类似于不起诉听证的做法。我们哪个地方可能有什么新的做法,欢迎大家提出来,大家一起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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