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适用”研讨会之黄晓亮发言

时间:2013-06-04  来源:未知

  案例一之发言:

  黄晓亮:第一个限制和剥夺的区别,从刑法的角度我不知道江老师和李老师是什么看法,从限制和剥夺的角度不能区分很明显,并不是说所有的限制行为都是一类,对限制的理解跟剥夺是联系在一起的,刚才提到第241条的规定,联系在一起的话,要对后面的限制作一个严格解释,限制的程度或者是内涵接近于剥夺,什么叫剥夺,剥夺跟非法拘禁我认为从一般的意义上讲,把剥夺和限制联系在一起好理解,就是说行为人把被害人制约了,行为人设定的一个特定范围之内,对行为人来说是限制或者是控制,对被害人来说是被剥夺人身自由,剥夺和限制从汉语的角度是区分的比较清楚的,但从刑法角度有时候不需要区分那么清楚,总体上本质上是行为人设定一种范围或状态让被害人置于其中,不容易以自己的意志来突破,这是一种情况。如果在一个房间内密闭起来锁上一个月,被害人和行为人呆在一起,行为人提供吃喝拉撒任何服务,但就是不能出去,这肯定是剥夺人身自由的。要看被害人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实现行为自由,而不是按行为人意志实现行为自由,如果是按照行为人的意志去实现所谓的行为自由,那对被害人来说还是没有行为自由的。我觉得限制跟剥夺有时候不需要做那么严格的区分,对刑法术语的限制肯定是要作严格解释的,按照剥夺的意思去解释,这样就能够做一个更好的限定。

  另外一个非法管制。管制定义跟刑法设定的管制刑的内涵比较接近,管制跟限制我认为还是有区分的,管制是在一定区域之内让被害人按照自己的行为意志活动,比如说他会客要报告一下,迁徙要报告,外出出差访友也要报告,没有按照他的行为意志实现行为自由,还是有一定的控制和限制的。但是非法拘禁的限制跟这个不一样,体现在按照行为人意志让被害人活动,就像吴老师提到的,咱们这栋大楼封锁起来,让被害人在大楼里面随便活动,表示在一定区域内有自己的意志自由,实际上这也是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

  就具体案例本身来说,我的主要观点跟杨专委是接近的,构成犯罪主要有两个手段,限定一定区域没有办法让被害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实现行为自由,其他的劝说、陪睡就是一个工具,强迫他们去做这样的事情,实际上是一个工具,情节也好,被胁迫也好,还是比较轻微的。当然不是说这些人主观上没有意志,主观上还是能够认识到自己行为性质的,尽管这个角度跟杨专委意思不太一样,尽管他是在被胁迫或被强迫的压力之下实施的,但是他是明白自己的行为性质的,他们的行为是有影响的,这种情况下对主观非法的性质肯定是有认识的,我认为是有犯意的,只不过这种犯意随着身份从受害到加害的变化,是犯意产生的特定原因,只是情节上显著轻微而已,并不是不具有非法拘禁的性质,但是如果确实要处罚的话行政处罚就可以。

  第二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杨专委说的很有道理,尤其是第三个,实际是行为人表现出按照自己的意志实现行为自由的情况,但是受到外力的限制自然就是一个时间的起点。

  非法拘禁致人死亡这个分析,从分析上来说是很有道理的,确确实实应该是非法拘禁行为本身的致人死亡,非法拘禁罪明文规定还有一款使用暴力使被害人死亡的以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这样一对比就看出来,这种致人死亡和后面的致人死亡是完全分开的,要求是非法拘禁行为造成的死亡,所谓非法拘禁行为就是采取限制、剥夺人身自由的行为,捆绑、把人关到一个屋子里面,没吃没喝,很热从而脱水死亡的,也是属于拘禁行为导致被害人死亡。但是如果是间接造成被害人死亡,如被害人自杀或者是突然地震的,房子把人压死了,这就属于间接原因,则不属于致人死亡,只是量刑考虑的一个因素。

  但是后面小偷的情况,我的观点与杨专委不一样,小偷扒窃被害人,被害人追赶过程中当街被撞死,我认为小偷不应该定罪。这种情况不处于小偷的意志能力范围之内,他没有任何的可能意识到结果的发生,我认为,这种间接因果联系不足以定罪,这是一个情况,当然刑法没规定盗窃致人死亡,这是被害人本身引起的死亡,不是行为人的介入因素引起的死亡情况。

  以上是我就刚才的学习总结了一点比较粗浅的感受。

  案例二之发言:

  黄晓亮:杨老师谈合同诈骗的合同形式,我的观点很明确的,我认为合同诈骗的合同是包括口头合同的,第四个理由是证据问题,我们不能因为证据问题否定他实际的存在,您前面3个理由,现在不好说97年刑法立法的时候就排除了口头合同,尽管合同法规定生效在刑法之后,但是从逻辑上讲不能说是一个排除的问题。至于说从严格解释或者说从刑法本身角度来看,能不能排除口头合同,我认为即便是针锋相对的观点,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认为合同诈骗的合同还是可以包括口头合同的,因为现实生活当中不能排除口头合同的存在。

  您举的第一个案例确实构成合同诈骗罪,只要有证据证明确实有骗取合同的关系就可以。第二个案例跟您的观点是一样的,本身的定罪就有问题,问题是不管合同关系怎么确立的,要看他们是不是真的有合同法律关系,是不是以合同法律关系来非法占有他人的财物,这个稍微简单一点,但是也很明确。就岳喜军合同诈骗案件本身来说,其实观点跟您一样,我认为不构成刑事犯罪,因为双方的合同法律关系都没有梳理清楚,中间财务纠纷究竟是怎么回事还没有说清楚,就直接以合同诈骗罪来立案追究,这显然不合适的,但是这个问题并不能排除口头合同成为合同诈骗的合同形式,这和合同诈骗罪本身学理上的问题没有太大关系,要看岳喜军案件本身的合同法律关系怎么去梳理清楚,这个是比较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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